手机拍摄纪录片是机遇还是鸡肋

　　2019年，纪录片《午夜行者》获得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纪录片《夫妻不是同林鸟》入围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他们的共同点便是都用手机拍摄。

　　数量虽小，但已成为小趋势。一种新兴技术与艺术从诞生到流行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如何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利用手机的技术与功能优势？用手机拍摄纪录片是否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探讨才刚刚开始。

　　“寻找小糖人”后，手机仅仅是一个工具吗？

　　影片《午夜行者》由三台手机拍摄完成，通过一手的影像资料，记录下一场从阿富汗到欧洲的未知旅行的悲伤与欢笑、惊喜和爱。这部影片在2019年圣丹斯电影节上进行了全球首映。它针对外界对难民的漠视与仇恨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影片通过强有力的第一视角呈现了难民流离失所的艰难现状，捕捉了一个在逃亡途中的家庭所面临的危险和彼此间的爱。

　　而更著名的一个案例是，由瑞典导演马利克·本德让劳尔执导、历时6年拍摄的影片《寻找小糖人》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值得一提的是，该片由于拍摄后期资金耗尽，导演所以不得不“就地取材”拿着iPhone上阵拍片。他就用手中iPhone和应用商店中的8mm Vintage Camera，拍出了与相机相差无几的迷人效果，画面有着蜂蜜一般的柔和色泽。在专业的电影创作中，《寻找小糖人》用手机和App开了一个先河。

　　但其实早在2006年，两位意大利导演就尝试用诺基亚N93手机拍摄了一部长达93分钟的纪录片《新爱情交汇》。其后，伊朗一位女导演在伊朗大选期间，耗时一个月，用手机纪录下了伊朗大选时期街头的点滴见闻，经过六个月剪辑成手机纪录片《不被承认的德黑兰》。

　　虽然真正有影响力的用手机拍摄的纪录片屈指可数，但手机记录方式的出现比DV更便捷，如当今很火热的VLOG以最为平民化的方式随时随地记录着身边发生的一切，让纪录片的呈现不加设计、不加修饰、不加艺术处理。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每一个亲历者都可以成为事件的记录者，借助手机记录下转瞬即逝的新闻时刻和经典瞬间，为纪录片创作提供服务，甚至成为纪录片的创作者。

　　“用手机拍摄降低心理防线”

　　《夫妻不是同林鸟》以导演的父母，一对离婚十五年的夫妇为主角，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和日常生活的展现，结合当年的珍贵录像资料，对比过去和现在的婚姻生活，展现二次婚姻的现状，以及他们对婚姻、爱情的观点和看法。

　　在以往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机器设备笨重庞大，摄制人员众多，拍摄时间有限，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地位不对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被拍摄者在镜头面前难以收放自如，他们对镜头常常怀有戒备之心，所以，想要实现直接电影的上述实践要素困难重重。

　　据导演谭振邦介绍，“因为拍摄的是父母、身边的亲戚，如果用摄像机拍摄人会紧绷起来。用手机拍摄他们的心理防线就会降低，能够抓取到最自然的状态。”

　　连父母都如此，更不用说对陌生人的拍摄了。为此，纪录片大师弗拉哈迪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过程中，开创了“交友式”方法，与被拍摄者从相识到相知，由陌生人变为朋友。还记得《归途列车》中的经典一幕，他们吵架时女孩对镜头吼到“这是真实的我，你不是想看真实的我吗？”但这时影片已近结尾，创作团队已经跟拍许久。尽管绝对的真实不可能做到，但横亘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庞大的器材却相对延长了他们彼此敞开心扉的时间。

　　手机大大缩短了被摄者与镜头之间的距离的可能，从心理上消除了传统影视制作中拍摄者的神圣感和优越感，使拍摄者与被拍摄者更加平等，双方更易于沟通，从而使进一步长时间的跟踪拍摄成为一种现实。

　　实话说，用手机拍摄纪录片潮流的兴起，和彼时DV设备的平民化路径一致。它们共同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在拍摄主体和拍摄议题上又有些相似。在DV时代，有农村里四处游走撮合亲事的媒婆（《媒婆》），有城市里退休后晒太阳的老头（《老头》），有濒临破产企业的工人（《铁西区》），也有小煤窑中舍身卖命的矿工（《远山》），有城市角落里的弹匠（《北京弹匠》），甚至还有铁路沿线的流浪汉（《铁路沿线》）。

　　而目前大部分手机拍摄的纪录片也更多聚焦于“周围世界的小人物”。但它们的差异之处也格外明显，相对于DV时代，手机创作者的格局明显更多元一些了，他们不再只是关注单向度的边缘人物，更多年轻的、积极的人物也走入大众视野。

　　有了手机，但讲好故事更重要

　　曹恺在《纪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中提到，“从人类原始的艺术记录——岩洞壁画，到实用器皿上的描绘，到礼器上的图案问世，再到轻薄便于携带的纸莎草、绢和纸，艺术的媒介经历了从只能固定放置到可以随意移动和展示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作画者和欣赏者的心态也由崇拜或装饰过渡到鉴赏与玩味。”

　　从专业摄像机到DV，再到智能手机，纪录片创作的生产力不断被解放。但手机和DV最大的不同在于，DV尽管价格低廉、携带便捷，但它依然是影像创作的重要符号，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之外的物件。不管是拍者还是被拍者，当打开它的时候依然具有仪式感，虽具有平民化，但也只是一种理想的趋势。

　　手机的不同在于，它已经实时地、全方位的嵌入进每个人的生活里，手机拍摄的行为也早已成为一项日常实践。所以它的工具性在拍摄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被隐蔽，无限接近拍摄对象的同时，也在无限接近纪录片真实的乌托邦。但正如导演范立欣所说，“从纪录片的专业角度来讲，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人在摄像机面前都会不同程度的下意识掩饰。”

　　遗憾的是，手机拍摄依然有它局限的语境。尤其在国内的纪录片创作过程中，要么被专业人员视作尝试，成为一种炫技的实验工具；要么成为非专业人员的一种日常记录手段，无体系，也难以成为作品。

　　但庆幸的是，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手机已不仅仅是一个拍摄工具，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创作平台。既能拍摄，又能剪辑，甚至在一些AI剪辑APP的助力下能自动生成一个较为完成的故事。

　　越来越的人正在变得专业，并且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不断提高讲故事的能力，例如情景再现、叙事结构或解构（故事发生顺序与剪辑顺序的错落对应），间隔小高潮、诱发矛盾、平行叙事什么的，任何一条用好了都能让影片更精彩更专业，简单而言，多思考怎么讲好一个故事，尊重真实性同时，还能让别人看得带劲儿。

　　众多朴素的手机拍摄的段落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部“小人物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朵朵璀璨的浪花。在这个层面上，所谓的手机纪录片正在非常出色地完成纪录片的一项重要使命——为后世留存一部生动鲜活的影像文献。当然这更多是出于人类学的意义，要深化传播价值，任重而道远。